2019 年城市 gdp 排名中，第五位的重庆与第四位的广州之间仅有区区 23 亿元的差距，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传统格局被打破只剩下时间问题。粒子重庆网汇集最新最全的重庆资讯，包含生活，旅游等等十分全面，欢迎您的订阅和关注！！
尽管这一成绩建立在超过 3000 万的庞大人口基础上，重庆的数年高速发展仍然不可小视。全国省级行政区中，人口规模与之接近的吉林和贵州都被它远远甩在后面，更有讽刺意味的是，重庆的人均产值已经超过了对口扶贫它的山东省。
谈到重庆的发展速度，许多人往往以「直辖优势」和「政策利好」含混盖过，但具体是什么政策利好？直辖又给重庆带来了什么？
钱砸出来的都市
今日的重庆建筑高低错落，道路蜿蜒曲折，从孤茫茫的山城转型为炙手可热的网红城市，这算得上重庆直辖二十余年的最大成就。
重庆历史光荣，在抗战时是国民政府的陪都，而在三线建设中成为军工厂和各类重工企业的主要迁入地。这得益于重庆的地理地形——偏居西南、重山合抱、交通困难，隐秘而安全。然而，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这些昔日优势都变成了重庆最大的劣势。
重庆的地形条件天然不适合发展大城市。
重庆最初坐落在嘉陵江和长江的四条江岸之上，地形平坦、出行方便。然而，两江四岸之外，便是起起伏伏高高低低的山丘。同时，两条大江分割了整个主城区，在工业化时代，昔日的轻舟快船承担不起重庆的发展。
在这种地形条件下，想要将城市「摊大」，必然面临穿山打洞、跨河建桥的巨大工程。今天的重庆也确实在这些基础设施上花费了巨额经费。
重庆市副市长赵公卿曾说，「直辖以来，政府做得最多的事就是修路、建桥。」
直辖前，重庆只有三座跨河大桥，分别是石板坡长江大桥、嘉陵江石门大桥和牛角沱石门大桥。石板坡大桥修建于 1980 年，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重庆唯一的跨长江大桥。
· 1980 年通车的石板坡长江大桥
直辖后，重庆市内修建了多座桥梁。1997 年，李家沱长江大桥通车；1998 年，高家花园长江大桥通车；1999 年，重庆黄花园大桥通车；2000 年，鹅公岩大桥通车；2001 年，马桑溪长江大桥通车；2002 年，重庆大佛寺长江大桥通车，渝澳嘉陵江大桥通车……截至 2019 年 4 月，重庆市境内有 37 座已建成的长江大桥，12 座在建大桥。
· 摄影：张想
在铁路网上，重庆长久以来都缺乏一条东出的铁路。也是在直辖后，渝怀、宜万、渝利等线路才陆续建成通车。
同样，没有直辖，重庆绝不会有 10 条路线的轨道交通系统。
此外，老重庆市容市貌极差。据前四川省副省长、重庆市直辖后第一任市委书记蒲海清回忆，1990 年代初，他回到重庆探亲，看到重庆「交通拥堵、城市环境又脏又差」，「实在是看不过了」。直辖后，重庆才有钱重整市容。
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千亿级别的公共投资。从 1999 年起，重庆花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钱逐年递增。
· 图源：钟芃，《直辖以来重庆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及结构研究》，《重庆统计》
这些钱花在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交通运输，电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等方面的建设上。其中，交通运输业和大型桥梁、隧道、城区改造的比例逐步增加，到 2017 年已经达到了投资总额的 58.2%。重庆的「桥都」之名，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
有农民工的直辖市
同样用钱砸出来的，还有重庆日益攀升的城市化率。
1997 年至今，重庆的城市化率不断攀升，大量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1997 年，重庆市总人口为 3042.92 万，其中农业人口为 2448.34 万；2017 年，重庆市的总人口数上升到 3389.82 万人，农业人口减少到了 1753.01 万人。2019 年，重庆的城市化率已经提升到 66.8%。
当然，这个数字与其他直辖市还相差甚远：上海市城市化率有 88.10%，北京是 86.60%，天津也有 86.60%。疫情之下，重庆还有将近 600 万的农民工需要外出务工。
重庆的大农村结构也和地理条件有关。主城区之外，「大」重庆的地势条件相当不乐观：东南的黔江地区在「老少边穷」四大元素里占了三个，东北方向则是以地形险峻而著称的万州、巫山，贫困的经济条件下，它们还面临三峡工程所带来的移民问题。
一直到 2018 年，万州区、黔江区、武隆区、丰都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开州区、云阳县、巫山县才刚刚脱贫。而城口、巫溪、酉阳、彭水四县更是在今年 2 月份才赶上小康社会的尾巴。
但这已经是难得的成绩，如果没有重庆直辖，黔江和万州地区将和川西的各类贫困县处于艰难竞争之下，要求四川省政府的援助，不会有今天这般丰沛的财政支持。
而可能更重要的是，正因为直辖，重庆才有钱「大兴土木」把各区县纳入铁路网，和重庆主城区连接起来，为这些地方的人力资源变现提供便利的条件，把脱贫本身化为发展动力，也为重庆未来的城市发展拉来了后继能量。
蓉渝生死局
直辖市重庆搞基建、搞脱贫的钱，则是从四川和中央手里抠出来的。
1983 年成为计划单列市后，重庆市的财政收入按商定比例，一部分上缴中央，一部分上缴四川省，一部分留在本地。1984 年的比例为中央 49.5%，四川省 13.5%，重庆市留 37.0%；1985 年调整为中央 39.5%，四川省 23.5%，重庆市留 37.0%。
直辖后，重庆免除了对四川省的财政上缴。同时，在话语权增加的新兴直辖市不断要求下，向中央财政上缴的任务也逐步免去。
此外，中央财政还向重庆大幅度倾斜，如三峡库区建设和移民经费，西部大开发经费，都给重庆的基础建设注入巨额资金。
不过，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下，一个城市有钱远远不够，最重要的还是行政级别跟得上。
重庆曾经因为行政级别不高吃够了苦头。在重庆各类官员的回忆录中，总能看到各种「成都霸凌重庆」的说法。尤其是在计划单列之前，每一次省计划会议都是重庆代表的「诉苦大会」。
重庆市的代表们在各种会议上一再哭诉：四川省各级部门对重庆管的太死，投资和技术改革项目久批不下，连修个厕所都要等省里批准。
省政府还老打重庆财政机动财力的主意，每个缺钱的部门都找重庆要钱，重庆的养路费都被省交通厅拿走去川西修公路。
· 《重庆时报》在采访重庆计委（发改委前身）主任陈之惠时，后者如此回忆
除此之外，四川省常将缺口留给重庆，全省电力短缺，先从重庆开始拉闸限电，理由是「重庆缺电，国务院着急」，国务院会想办法满足重庆的用电需求。
动静最大的一次，是重庆时任市委副书记张海亭带队参加省计划会议，四五十位重庆代表在总府街招待所向四川省领导和四川省计委提出了许多改革意见，被人称作「张海亭大闹总府街」。
1983 年，重庆在我国率先试行市带县，并实行计划单列，上述情况才有所改善。重庆市各项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都成为单列的对象，直接上报国家计委和国务院，重庆在各项全国性会议中都视同省级单位参加。此后，各项计划都采取「先二后一」的模式，即先将重庆单列，然后加到四川省的计划中。
这项改革推动了重庆的发展。它率先推进国企改革，企业军转民，还恢复了自己外贸口岸的地位。在这一时期，重庆修建了一批重大项目，如江北机场，珞璜电厂。
· 重庆江北机场在县城东侧破土进行开工典礼。机场占地 4480.03 亩，总投资 3.93 亿元，1989 年 12 月 30 日竣工，1990 年 1 月 22 日正式通航，属国家一级机场
· 1989 年建设中的重庆机场
不过，计划单列也让原本潜藏的地方利益之争浮出水面，川 a 和川 b 的矛盾日益升级。
1984 年，原本建在深山中的各类三线工厂开始向大城市回迁。崇山峻岭中的重庆曾在三线建设中收获大量工厂落地，这次则明确成了吃亏的对象：上级选择调迁项目落地点时，「对四川省会城市成都做了一定程度的倾斜」。
如原本位于达州市万源县的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062基地），明显离重庆更近。国务院本拟将其迁往重庆，已经在重庆石桥铺动工兴建基地。但是在成都的争取下，062 基地搬迁到了成都龙泉驿区，而且还顺路带走了重庆江北和石桥铺的航天研究所、计量站、长空工业公司、江北工业公司。
· 位于成都龙泉驿的航天七院，即后来的四川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再如「华蓥工农区」，以光学工业为特色，直接为重庆兵工基地提供产品配套。然而在三线调迁中，「华蓥工农区」的 8 家光学工业企业，有 6 家迁往成都，只有 2 家迁往重庆就近配套。
在三线调迁时期，成都作为净迁入地，接受了 40 多个大中型企业，许多都是从重庆身上割下来的。
川渝间的经济仗一直打到了重庆直辖多年后。啤酒市场是个典型例子，蓝剑和重啤不正当竞争的新闻屡见报端，双方职员数次闹到大打出手。拳脚之外，舆论宣传也是你来我往的阵地：成都的《天府早报》报道重庆啤酒业务员暴力竞争，《重庆晚报》报道蓝剑啤酒有产品质量问题。
迄今为止，与蓉城对抗的「苦难叙事」仍然是构建重庆认同的主力。「成都剥削重庆」的声音从未在互联网上消失过，时常有重庆人在互联网上愤愤不平：为什么成都铁路局还管着重庆？
不过，新的独特性也已经诞生，直辖 20 余年，这座城市已拥有「重庆方言」和「渝菜」。也许假以时日，重庆人看待四川，会跟上海人看待江苏一样淡漠。